核心提示：群体性诉讼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分化和不同社会层次矛盾冲突的必然反映，也是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现实利益问题的直接体现。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加大，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成为群体性诉讼的新增长点，出现了较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并寻求应对之策。为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对此展开专项调研。
一、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现状
（一）案件增长快、影响广
本课题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标准界定为，原告一次性起诉5个以上被告的关联案件。以湖北省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为例，2011年至2014年上半年，年度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数量分别为2196件、4758件、5982件、2560件，其中，群体性诉讼案件数量分别为56起1462件、103起3252件、68起4161件、36起1845件，群体性诉讼案件的比例分别占到该年度知识产权案件总数的66.58%、68.34%、69.56%和72.07%（见图一），案件数量逐年大幅上升。相当一部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在当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二）诉讼规模大、被告多
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权利人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一般采取批量起诉的诉讼策略，一次性地起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被告。以湖北法院受理的若干系列案件为例：2011年，鲁道夫?达斯勒体育用品波马股份公司在125起案件中起诉130个被告侵害其商标权；2012年，软星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在71起案件中起诉75个被告侵害其著作权；2013年，广州美即化妆品有限公司起诉30个被告侵害其商标权，并且将每款被控侵权商品上的3个商标分别提起诉讼，该系列案件总数达697件。据统计，2011年至2014年上半年，湖北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中，被告人数在20至49个的有36起，被告人数在50至99个的有9起，被告人数在100个以上的有3起（见图二）。
（三）矛盾尖锐、对抗性强
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往往矛盾较为尖锐，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的对抗情绪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案件上诉率高，如广州美即化妆品有限公司起诉武汉市汉正街等小商品市场经营者侵害其商标权的697件系列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有586件之多，上诉率达到84.07%；二是调解难度大，如部分地区的卡拉OK经营者持“抱团”态度拒绝调解，既拒绝缴纳版权使用费，也拒绝就涉案被控侵权行为进行调解；三是文书送达难，相当一部分被告不出庭、不应诉、不签收法律文书，法院适用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的比例较高；四是被告的对抗情绪严重，众多被告基本上是作品的终端使用者或产品的终端零售商，往往认为自己也是侵权作品或产品的受害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原告有意选择经营获利最少且诉讼能力最弱的终端使用者或零售商起诉，却不追究侵权源头的责任，有悖情理。
二、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特点
（一）被告人数的群体性
传统的群体性诉讼主要涉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环境保护纠纷、劳动争议纠纷和农村土地纠纷等类型。这些群体性诉讼一般是原告为数众多而被控侵权或违约的被告只有一个（或是有关联关系的若干个），故而可以适用代表人诉讼。但对于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来说，一般是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原告只有一个，被控侵权的被告则为数众多，但因被告侵权行为各自独立，人民法院只能分别立案、分案审理。
（二）发现侵权的主动性
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高度分散，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维权人往往通过对市场进行调查而主动发现侵权，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群体性诉讼基于被动发现侵权或违约而委托他人诉讼获取司法保护的诉讼活动。
（三）维权主体的专业性
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维权人一般是律师事务所或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等专业的维权团队，在维权活动中采取分工负责、流水作业的工作方式，调查侵权行为、公证保全证据、出庭参加诉讼往往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分工负责。
（四）商业维权的普遍性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知识产权权利人往往不再亲自从事维权和诉讼活动，而是以各种授权的方式将权利许可、转让或委托给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或职业律师行使。商业化维权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有效地制止侵权，其消极作用则在于诉讼牟利的动机较强，少数权利人会采取“放水养鱼”甚至不惜采取引诱侵权的手段，这也是被告对抗情绪强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主要问题
（一）权利难以认定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一般可以以许可或转让的方式流转，其权利并不必然归属创造者，需要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对权利状态进行审查与认定。例如，各地法院在审理著作权案件中，对于作品权利归属和权利来源的分歧较大，在单独的个案审理中，这一问题还不是特别明显，一旦涉及到群体性诉讼，各地法院认定结果不一致的矛盾就立即凸显出来。如台湾著名音乐人叶佳修在全国各地起诉卡拉OK经营者侵犯其《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的词曲著作权系列案件，有的法院支持了叶佳修主张的复制权、放映权、署名权中的一项或是几项权利，有的法院则驳回了其诉讼请求。至于叶佳修作词作曲的部分歌曲，因各地法院对证据审查的严格度不一致，有的法院认定其享有著作权，有的法院则认为其未举证证明享有著作权。此类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必将影响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在涉及众多被告的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中，也容易成为引发不满的导火索。
（二）调判难以结合
审理知识产权案件，首先要求对原告享有权利的事实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判断。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法院为避免案件被改判，权利归属争议越大反而越加强调解的现象，以至于部分案件在原告并不享有权利的情况下，以被告支付赔偿款的方式调解结案。这样一来，法院在审理群体性诉讼案件时容易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为避免颠覆性判决而将错就错，在后续无法调解结案的案件中明知原告不享有权利却仍然判决其胜诉；二是在同一批关联案件中，部分案件以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的方式调解结案，而其他案件却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利益难以平衡
在商业维权的诉讼模式下，维权有时不仅仅意味着制止侵权人侵犯知识产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在网吧、卡拉OK等多个行业的案件中，维权本身就是迫使侵权人与权利人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重要手段，部分原告甚至坚持将案外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与涉案的侵权赔偿款捆绑在一起调解。人民法院如果脱离基本国情盲目地拔高经济赔偿标准，必将导致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水涨船高，进而引发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和知识产权价值的难以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侵权人的获利和被侵权人的损失往往均难以确定，这需要人民法院合理酌定赔偿数额，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四、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应对之策
（一）提高案件审判质量，树立司法公信
1.统一裁判尺度。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是一批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案件的集合，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高度重视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和论证理由的一致性，对于分属不同被告但侵权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在裁判结果上应避免出现重大差异，防止因“同案不同判”激化社会矛盾。
2.加强案例指导。典型案件的裁判往往会产生超过案件本身的影响，具有规范引导的重要功能，比起个案的调解更加具有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的知识产权审判中，加强案例指导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成文法的滞后性的不足，及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形成具有规范导向意义的司法政策，指导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的裁判，避免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出现大面积颠覆性的改判。
3.完善陪审制度。针对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性强的特点，可以考虑引入专家陪审员制度，由专利技术、信息网络等方面的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专家陪审员的专业特长，弥补法官专业技术知识的不足，对专业事实作出准确判断，又可以体现出司法民主的价值。
（二）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形成解决合力
1.引导被告合法经营。审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不仅要解决个案的纠纷矛盾，而且还要积极创新调解方法，引导被告合法经营，预防重复侵权现象的出现，避免群体性诉讼的再次发生。例如，2014年，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玛姬尔”压缩纸面膜生产厂家浙江临安中正无纺制品厂系列案件中，引导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最终促成双方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变“侵权赔偿款”为“进货款”，既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又促使被告今后合法经营，实现了双赢。
2.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差距较大，原告基本上是由专业维权人员或职业律师代理，而被告往往是网吧业主、零售商店店主等小本经营者，诉讼能力较弱，且部分被告无法负担律师费用。加强对被告的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弥补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距，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地寻求纠纷解决方式。
3.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对于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这类专业性强、影响面广的纠纷，充分发挥网吧协会等行业协会的作用，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有利于疏导被告一方的对抗情绪，促进群体性诉讼的顺利解决。
（三）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加强源头治理
1.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形成，部分原因在于行政主管单位在管理上存在问题或疏漏，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针对有关行政主管单位在制度上、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管理工作的建议，具有加强源头治理的积极作用。
2.建立信息报备制度。及时和全面掌握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信息，可以为预防矛盾激化、控制冲突升级、统一裁判尺度创造必要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建立逐级上报的信息备案制度，掌握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诉讼动态，实现对群体性诉讼的动态跟踪、及时反馈和提前预判，及早发现问题、研究对策。
3.制订应急反应预案。群体性案件经常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容易引发群体性的连锁反应。在审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时，要针对此类案件被告人数众多、对立情绪严重等特点，制订相应的应急反应预案，做好稳控工作，防止纠纷复杂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课题组成员：文利红 刘建新 徐 翠 童海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