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模式、工业4.0、柔性政策、企业家精神……两会现场，代表们热议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热词不少，建言恳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科技创新动力不强、活力不足，创新创业环境亟待完善。打造“创新之城”，如何破题？代表们直言不讳，抛出一个个问题。也许对问题的思索，正是我们达成共识、谋求合力的开始。

　　谈政策突破

　　能否给企业“野蛮生长”的空间？

　　“2006年，要创办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公司，有关部门说没这个门类，没法审批；2014年，要开办一个叫‘创业服务’的新公司，又说没这个门类，还是没法核名审批，不得已我只好注册到了北京。在我们的圈子里，风险投资如果投资一个上海企业，经常都会建议企业把总部重新注册到深圳或北京，因为上海的外汇管理手续太复杂。”

　　听说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一家在沪创立10年的公司负责人宁则仁有兴奋，也有疑虑。“建设自贸区提出‘法无禁止皆可行’的理念，我们挺受鼓舞的，但很遗憾，目前我们还是被各种审批逼得没办法，有些项目是等不起的。如果总是被一两个文件、规定卡死，企业怎么创新？”

　　会场内，一些代表不约而同谈到，大家都觉得上海的规则意识很强，办事环境规范。但从企业的发展角度看，太多的条条框框也会束缚发展，是否也需要更大胆地放开，在不触及底线的基础上，创造让企业可以“野蛮生长”的空间。

　　“有时觉得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卡在一两个办事员手里，一句‘文件里没有’就断了创新的可能性。”沪港国际咨询集团董事长郭康玺代表深有感触地说，政府部门不能从规避自身风险的角度实施管理，只要市场主体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就应采取一些创新的管理办法。“文件里没有的就不能做吗？我们的政策要更柔性，更人性化，对企业除了照章办事，还能不能多问几个为什么？”

　　“不能让创新的活力被繁琐的审批手续扼杀掉，各种审批流程环节要尽可能缩短。”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任进代表举例说，新药研发需要多个研究领域的团队参与共同完成，常互相委托不同的实验，需要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然而这一纸合同，审批环节有六七道，过程太复杂。“合同涉及的内容大部分属于科技创新范畴，能否设立快速通道；能否建立并完善网上办事系统，可实时观察到审核进展，及时通知？而每一个小小的改变可能都涉及一整套政府工作体制的转变。”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庄振文代表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最大限度激发企业的活力，政府必须放开放开再放开。要尽快复制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进一步加大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出适合市场运行的监管方式。”

　　谈成果转化

　　产学研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上海市拥有一流的生物医药科研院所和高校，海外留学人才归国创业居高；新药研发的平台最多，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获得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的经费支持也多于其他省市，但上海市整个生物医药领域创新成果数量的产出、规模等在全国却没有排在前列，排在前列的是山东、江苏、广东等，原因何在？”任进代表直指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上海要整合多方资源，让科研院所、高校发挥源头创新的作用，企业发挥产业化的作用，相互衔接、相互推动，共同攻关，形成一个官、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大团队。”

　　“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和市场需要的，总是有那么一点距离，这‘最后一公里’怎么打破？教授的论文发表了，但他只确定了样机或者样品，他希望企业拿到以后，在市场上就可以直接转化，这个中间的距离，由谁来完成？”

　　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代表，说到一个有趣的案例。交大在无锡设立的研究院诞生了一个“裸眼3D”项目，已做成产品，现已准备第二轮融资。这个项目是由交大3个教授发起的，然而，他们在学校时互不相识，也不知道对方的研究领域是什么，结果当3个人坐在无锡研究院的一次研讨会上，与风险资本、工厂代表一碰撞，三方一拍即合，从发起项目到成功生产出产品，只用了半年时间。

　　“学校里有人、有技术，但如果碰不到资本和能迅速做出产品的企业，这些成果就只能停留在论文里，科研的果子就烂在了树上。上海遇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无锡这个地方被打通了，那么为何没在上海打通呢？这是我们需要反复思考的。如果我们把产业联盟和金融机构都加进来，形成一个协同创新的平台，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庄振文代表建议高校和企业应根据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建立更多有针对性的联合实验室。政府应有更为有效的政策，鼓励学院、研究中心积极面向企业，搭建科技研发平台，形成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型产业研发中心。在此平台上打造人才高地，逐步集聚起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端研发人才。

　　谈本土创新

　　有没有做好“前人栽树”的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报告有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苗红代表坦言，上海要建科技创新中心，最大的问题是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太薄弱。外企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看似‘高大上’，但大多还是从中国人的需求角度从事外围创新，并未涉及创新的核心实质，要注重本土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不同类型的研发机构实施分类指导，提供市场准入等配套政策。

　　有代表提到研制高端医疗设备的本土企业“联影”，历经艰难，开发出可与国外设备性能媲美、价格却低不少的PET-CT分子影像仪。“国产好设备做出来了能不能真正用到医院里？在采购上能不能给予公平竞争的机会？真正的市场考验还在后头。”

　　苗红以自己所处的医药行业举例，每一个新药出来，没有十几年是不可能的。这十几年的过程非常艰苦，要投入人力、物力、精力，到最后，到三期临床也有被否决的，但还是要坚定不移做原药创新，永远亦步亦趋跟着外国企业仿制，我们就会一直处于产业链的末端。

　　不少代表都提出，要重视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代表认为，基础研究坚持多年必然有成就，这是上海应该具备的远见卓识。“创新是需要好奇心驱动的，创新中心需要这样一批人，他们不急功近利、身怀理想，把创新视作自己的兴趣和追求。”在国外，在那些创新现象和创新成果比较集中的地区，确实存在一大批不那么追求眼前经济利益而锐意科技创新的人。他们形成一种创新的文化，营造出整个城市开放沉静的创新气质。

　　打造科技创新中心，不可能一朝一夕，我们是否做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准备？“10年、15年后，在座的也许都不在两会现场了，但希望那个时候更加创新更加开放的上海正是基于现在打下的基础。”一位代表的话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谈全球影响

　　高端人才给票子房子就够了吗？

　　“我们的科技创新中心要具有全球影响力，这个要求很高。”苗红代表坦言，细数一下，我们有几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学科、学科带头人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说实话，作为科研工作者，上海要建科技创新中心，真的很振奋，但必须承认，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刘燕刚代表也指出，上海在各类全球创新排行榜上的名次并不居前。尽管这些排名未必很准确，但不妨虚心一点多找差距。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纽约、新加坡等，这些创新之城，我们要学习借鉴，但又不能照搬照抄，要总结提炼上海模式。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车身外饰部尺寸工程高级经理胡敏代表认为，打造科技创新中心，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系统规划。比如，德国提出了工业4.0的国家战略，随之配套的是他们正在研究针对工业4.0的各个层级职业培训规划。现有的技术中心能不能在全球范围产生影响力，关键要看它是否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创新。

　　“全球影响力靠谁去打造？创新关键还是靠人。”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刘民钢代表说，人才集聚和培养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因素。上海目前给予高端科研人才的待遇仍然偏低。他列举香港情况：香港的生活成本比上海高，人才引进的大环境并不好。但是，香港非常注重创设吸引人才的优良小环境。它通过优厚的薪酬待遇、医疗福利，良好的国际化环境，成为全世界优秀学者向往的工作地。“和香港相比，上海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对高端学者缺乏吸引力。”

　　庄振文代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人才的重要性。“把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吸引过来后，用丰厚的薪水，舒适的住房就能把他们留住吗？怎么给他们提供‘用武之地’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很多研发设备非常贵，企业可能无力承担，但没有这些设备，科研人员完全无法施展才华。如何创造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政府要下功夫去研究。”

　　“上海缺乏开放式创新的平台，大家都封闭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中内部行动，各自为政，自成小气候，缺乏科技创新思想火花碰撞的机会，即使在小天地内也不善于手捧咖啡互相交流，跨地区、跨行业、跨专业的交流少之又少。”郭康玺代表谈到，自己曾到华盛顿参加全美造价工程师协会年会，发现其中有个作报告的居然是一位有名的医生，演讲主题是讲一台手术，“其实他是通过一台手术分享思考问题的角度，这是在上海几乎看不到的跨界学术交流。”（记者 叶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