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发改委表示，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将出台产业政策，切实推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本期观点：扶持新兴产业政策切实落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转型。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某比萨店的电话铃响了，客服人员拿起电话。 顾客说，我想要一个烤肉比萨。客服说，烤肉比萨不适合您，根据您的医疗记录，血压和胆固醇都偏高。我给您推荐我们新出的一款低脂健康比萨。顾客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会喜欢吃这种比萨？客服说，因为您在本周一刚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名叫《低脂健康食谱》。顾客又说，那把比萨送我家吧，多久会送到？客服回答，您可以自己来取，因为全球定位系统的车辆行驶自动跟踪系统记录显示，您正开着车，而且离我们的门店距离不远了。顾客听完这些大概会当场晕倒。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在大数据时代，这可能就是大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看似一个卖比萨的小故事，其实涉及到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等许多高新技术，发改委下一步就要在这些战略新兴产业关键领域，研究出台一批重大产业政策。切实推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展。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转型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促进发展。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注意到，这项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长传统的四大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需要利用人才等新的红利进行产业升级换代。

　　孙立坚：高附加价值的平台上面，中国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传统的四大红利，是我们靠劳动力这样一个成本优势的红利，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进行商品出口的这一全球化红利，提前使用的这种资源红利，以及靠大政府来搞项目推动投资的政策红利，今天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甚至也带来了政府过度投资的产能过剩的后遗症。这样一个高端产业的发展能不能把中国经济运用新的四大红利，那就是我们的人才储备红利，无论是我们的大学生的团队，还是海归的人才，以及我们今天利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些平台，把我们的企业送到国际的市场，以投资替代商品出口的这种全球化红利和靠知识产权来获得世界的尊重这样的一种红利，以及我们今天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面，怎么把资源腾出来，为我们今天能够创造更高附加价值的企业提供它很好的投资环境，不需要大量粗放型的企业，而是要把企业不断的整合这样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

　　战略新兴产业是各国经济相互竞争的焦点，要成功转型难度不小，孙立坚认为，产业升级最大的挑战就是一哄而上，盲目重复建设。

　　孙立坚：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把现在的发展战略还是看成一个为GDP增长的一种新的渠道，然后全国各地大家不管自己具备不具备我刚才讲的四大红利优势，大家都在做同质化的产业。最后我们发现像光伏产业产出的教训再次提醒我们，如果中国全国各地大家都做云计算，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市场的需求就是这么一点，然后我们互相之间把高端的东西通过恶性的价格竞争又做到低端上面来了。必须要把资源配置给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而不是今天全国各地只要跟着这个产业政策又可以拿到银行这样一个便宜的贷款，08年所造成这种产能过剩的后遗症要坚决的杜绝。然后我们要看到谁能够做好这样一个，今天前端性的行业要靠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创新能力来进行，而不是要想把我们所有的企业都培养成三星企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到中国有一些企业，像华为、中兴这样类似的企业，它在竞争的环境当中不断的产业升级，能够接近今天全球这样一个高附加价值的平台。

　　发改委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将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何种影响，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和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对此解读。

　　经济之声：向先生，发改委这次改革的第一招就是加快创新药物、低空空域开放、通用航空、电力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制度改革。在电力设备领域，我国特高压输变电技术世界水平最高，但电气设备公司都是小公司，比起美国通用电气、法国的阿尔斯通等大牌公司相去甚远。通用航空方面，最难的大飞机C919都造出来了，但小飞机却没人造。这些战略性产业为什么技术不差，但产业发展水平落后？您怎么看？

　　向松祚：这个因素要准确分析当然很多，但是核心的有两条。一条就是过去这些领域我们有大量研究的成果它仍然停留在实验室，就是没有转化成为产业或产品，这个当然是我们科技体制里面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很多年都讲就是如何让科研成果能够更加快捷的、更加有效的从实验室，从教授的文章里面转化成为产品和产业，这个是需要体制上有一个很重大的调整。那比如怎么鼓励科研的研究员，科研的教授甚至在校的这些博士，他们能够有创新的氛围，中国应该很好的借鉴一下。比如说美国斯坦福大学，或者是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他们这些经验，借鉴过来我们能够更好把现在大量的这些研发转化为产品和设计，转化为真正的市场需求。

　　第二个这些行业里面，比如刚才您提到的公用航空，我们在行业里面有些转制过去是没有放开，这些行业其实不能让国企去做的，更多的应该让民营企业、私人资本去参加。所以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总结历史，无论是外国的历史还是中国的历史，创新是谁做出来的？比如说过去的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中国的IT这个行业里面创新是谁做出来的？我想主要是这些草根的企业，草根的企业它才能做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发改委国务院在做这个方面一定要重视历史好的经验。

　　经济之声：好，问一下石磊主任，今年上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完善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体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发挥市场的竞争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如何让促进新兴产业的政策切实落地？

　　石磊：这里边有一个界线必须搞清楚，就是国家在确定发展战略，选择一些战略性产业的时候，它必须考虑国家跟市场在这当中其实是各有各的作用，如果国家选定了这个战略产业，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看？其实各个国家二战以后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做一些个产业政策的制定和产业规划，但是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就是第二条，就是你怎么发挥好企业，企业家和市场的作用？我们相对说国家规划更多的力度更大一些，投资更集中一些，但是往往市场和企业，企业家的作用发挥得很不够。

　　经济之声：我国小米公司白手起家四年就打败了苹果、三星，二季度取得了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最后来展望一下，如果促进新兴产业的政策切实落地，我国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过体制的改革，会出现怎样的崭新面貌？向先生您觉得？

　　向松祚：那肯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如果看我们过去二十多年以来，最具成长性的企业其实都是草根建立起来的，包括华为、中兴通讯、腾讯、小米等这些公司。这些公司其实你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而且也不是哪个政府规划的。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政府规划也能规划出一个创新的行业，政府当然在政策上可以有引导。但是这个引导最终是哪些公司冒出来，哪些行业冒出来，谁也不知道的。所以，中国做这个新型创新的行业现在是当务之急。因为传统制造业包括房地产行业已经很难支撑中国经济高度增长或者中度增长了，未来要依靠新兴行业，但是新兴行业不是政府关起门来拍个脑瓜说哪个行业未来有成长。我觉得核心的还一些老话，你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当中让企业自己去做，过个三五年就会有很多的新兴结构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