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基本药物大学联盟（UAEM）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共论坛召开了一场专家讨论会，探讨大学管理知识产权的新举措。会议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多名专家，这些专家就药品创新不足、药品价格攀升等问题的可行解决方案及公费资助的研究活动的作用等话题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WTO公共论坛举行的时间为10月1日至3日。

　　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全球健康及技术获取项目主管安东尼 ·苏（Anthony So）发言称，尽管投入不断增加，但制药行业的研发生产力却一直呈下降态势。

　　他说，与此同时，新药品的价格却“令人忧虑地”攀升。他以2012年批准的12种抗癌药物中有11种的价格都超过每位患者每年10万美元为例阐释了这一观点。苏还表示，美国排名前100的药物从“每位患者手中赚取的收入已经从2010年的1258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9396美元。”

　　苏称，由公费资助的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创新药物的主要贡献机构，实际上也是过去25年引入的“所有重要创新疫苗”的主要研发机构。

　　在缺乏对“优先专利”的获取问题上，他说，几年前，疟疾疫苗行动（Malaria Vaccine Initiative）曾开展过一个收集关键专利来帮助新的抗疟疾疫苗研发上市的项目。当时在对疟疾领域的专利布局进行分析后，共发现有167个同族专利，由75个不同机构持有。不过，虽然该行动随后将搜索范围缩小，最后仅锁定39个优先专利，但到进行上述专利布局分析时，这些优先专利中仍有近半数已不再能获得使用授权，而且，苏补充说，这些专利中的许多最初都是由公费资助的研究机构所持有的。

　　苏说道，问题的关键是要解除医疗产品的研发成本和最终售价之间的联动效应。解除这种联动关系的可行办法包括设定提前采购承诺及奖金等拉动机制；也可使用研发许可等推动机制，这样高校将在解除这种联动关系中发挥战略性作用。

　　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DNDi）的探索及临床前事务主管罗伯特·丹（Robert Don）发言称，DNDi成立于2003年。该组织在成立后的10年中发布了6种新疗法，并计划到2018年再推出11到13种。

　　共同创立DNDi的合作伙伴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肯尼亚医学研究院及巴西奥尔斯瓦多·克鲁兹基金会（Oswaldo Cruz Foundation）。

　　丹在演讲中展示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琥酯和阿莫地喹固定剂量制剂ASAQ。ASAQ是由DNDi利用公募基金研发的，并且这一未申请专利的产品已在2008年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审后被授权给赛诺菲公司（Sanofi）使用。

　　政府观点

　　智利常驻使团顾问马赛拉。帕伊娃·柏丽茨（Marcela Paiva Veliz）发言称，从实践卫生角度来看，私营领域、高校、患者及民间团体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十分重要。

　　她说，就公共政策而言，在现阶段完全消除研发和售价之间的联动关系也许很难实现，但智利已经做好准备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进一步探索。她介绍说，在公共和私人资金的帮助下，基本药品的获取在智利已经实现了“基本”覆盖。

　　在国际层面上，柏丽茨重点强调了两个行动，其中之一是“药品专利池”（Medicines Patent Pool，简称为MPP），她称其为一项很有意思的新行动。该行动目前覆盖的是抗艾滋病药物。作为该行动的支持国家，智利希望其能延伸至覆盖其他疾病。

　　柏丽茨强调的另外一个行动是泛美洲卫生组织（PAHO）的“疫苗采购周期资助”行动。她强调称，在国际规则和使用贸易灵活性之间达成一种均衡很有必要。

　　UAEM称，当前的知识产权格局阻碍科学进步

　　UAEM欧洲地区执行董事卢卡斯·芬德尔（Lukas Fendel）发言称，UAEM是由相信高校能在全球研发危机中发挥独一无二作用的国际学生、年轻研究员及新兴全球卫生领袖组成的一个团体。

　　他说：“我们现在疲于应对的是一个试图通过授予知识产权来激励研发的创新架构，”正是这种架构导致了创新危机。“研发活动与庞大人口的实际卫生需求之间存在脱节”，他补充道，尤其是在被忽视的疾病方面。

　　芬德尔称，创新问题也同时伴随着获取问题。无论是针对传染病还是慢性病，中低收入国家人群都无法承受药品的高昂定价。

　　他说：“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创新生态体系阻碍了科学进步和创新。”专利布局越发复杂，驾驭成本越来越高，这导致科学家、研究员、业界及公共领域之间出现重复劳动，并因此引发企业保密、战略专利以及专利丛林的出现。

　　芬德尔认为，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具备解决获取和创新危机的良好条件，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创新中心”，而且秉承着通过知识创新和传播推动公共福利的使命。他们“应努力建立新的校园药品文化，并应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积极推动知识创新和传播。”这尤其应该通过建立与全球获取许可相关的内部政策及其他能对社会负责的许可机制来实现。

　　他说，高校也应“大力”支持开源药品研发机制，并参与到现有的此种研发活动中来。他们“应向学生传授经济学中的关键方法，而不是灌输‘应如何管理和对待知识产权’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共识。”

　　在会议的问答环节，苏评论道，由于当前创新体系产生的“彩票”效应，高校有时候会紧抓自己的知识产权不放，把它们看作“最后一块金子”。在《拜杜法案》推出约30年后，美国只有不到5%的研究资金来自许可收入。

　　解决方案之一——开源红利

　　知识生态国际组织（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主管詹姆斯·拉弗（James Love）推崇在上游研发领域实施开源。他说，社会并不奖励信息共享，并且还通过专利和商业秘密等激励措施造成研发封闭化。

　　拉弗称，开源红利可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之一。他解释道，根据这种方案，销售注册药品的公司将需要把售价的一小部分放入一个基金中，用于支付开源红利。以罗氏公司每月销售额为5亿美元的一种药物为例，该药品销售额的1%就将达到每年6000万美元。同时，在开源体系下，如果一种产品将推向市场，将会有一群专家被委任对能够确定企业采用了何种方式研发该产品的各项证据进行审核，例如学术论文、数据库及开放图书馆等。

　　拉弗称，这种影响将成为激励开源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财政措施，并将鼓励第三方使用，实现对知识数据、材料及技术更大程度的获取。同时，专利丛林也将减少，取得知识数据、材料及技术使用权的成本也将降低。

　　他说，其他解决方案包括扩大对政府资助研究的获取程度，以及将研究论文放入公开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