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2014年9月3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排名第28位，较之去年上升一个位次，在金砖国家中排名最高。报告认为，中国仍然处于效率驱动阶段，同时，“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基地，制造业岗位正逐渐流失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必须创造高附加值的岗位以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我国市场规模处于无与伦比的禀赋优势，同时技术的整体排名在所有十二项指标中最低。在介绍《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我国的启示。
2014年9月3日，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连续六年位居榜首，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新加坡和美国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其后依次为芬兰、德国、日本、香港、荷兰、英国和瑞典。中国排名上升一个位次，至第28位，在金砖国家中排名最高。根据该报告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排名，亚洲有三个经济体进入世界十大最具竞争力国家行列，它们分别为：新加坡（第2名）、日本（第6名）和中国香港（第7名）。下面首先分析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整体情况，介绍了全球竞争力指数（GCI）12项指标的构成、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排名居前10名国家的情况，然后介绍我国相对竞争优势和劣势，最后据此给出政策建议。
一、《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概述
（一）全球竞争力的12项衡量指标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竞争力排行榜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于2004年为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编制设计并引用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为基础来评定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将竞争力定义为“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一整套政策、制度和影响因素的集合”。排名计算是根据可公开获得的数据以及世界经济论坛与其合作伙伴机构所涉及国家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基础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以12项主要竞争力因素（pillars of competitiveness）为衡量指标的基础，全面地反映了世界各国的竞争力状况。竞争力指数总分就是这些指标的综合计分结果。这些衡量指标包括法律和行政架构（institution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环境（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卫生和基础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和培训（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商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场发展（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技术（technological readiness）、市场规模（market size）、商业环境完备性（business sophistication）和创新（innovation）。这12项具体指标概述如下：
1、指标一：法律和行政架构
法律和行政架构的水准对国家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它影响着投资决策和生产机构，并且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扮演关键角色。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某个国家的土地所有者、企业股份持有人以及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他们自然就不愿意来这个国家投资。制度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框架，政府对市场和自由竞争的态度以及运转效率同样十分重要：行政架构中的繁文缛节、过分监管、腐败、欺诈，透明度和可信度缺失，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欠缺，司法系统不独立等种种不良行为都会增加市场交易的成本，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此外，公共财政管理对确保国家商业环境的信誉至关重要。因此，该指标中还包括政府公共财政管理质量的相关指标。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私有企业的丑闻不绝于耳，这些都说明企业内部良好的会计和报表制度才能增加投资者和消费者对该企业的信赖，唯有诚信经营，企业管理者在与政府、其他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中才能遵循着坚定的道德准则，从而在宏观上形成良性循环的经济体。因此，本指标中采用了审计、会计等相关指标来评估私有制度。
2、指标二：基础设施
广泛、高效的基础设施对确保经济体的高效运转尤为关键，是决定区域或国家是否繁荣的重要指标。发达的基础设施可以减少地理距离带来的不便、整合国家市场、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当地与其他区域的互动。此外，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可扩展性较强的区域通常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收入不均衡性较低。拥有发达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网络，是区域或国家发展成为全球核心经济体的先决条件。
基础设施指标包括如下方面：有效的运输方式，如高质量的公路、铁路、港口和航空设施——这些设施能够保证企业以快捷安全的方式从市场获取原材料和服务，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良好的电力供应，从而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广泛的电信网络，实现信息快速、自由流动，从而使企业之间可以充分沟通，进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3、指标三：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不仅对于企业十分重要，对于提升一国的整体竞争力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拥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不是提升国家生产力的充分条件，但宏观经济混乱必将会损害经济，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欧洲体现尤为明显：一些国家政府过去债台高筑，已经不能有效提供服务，财政赤字限制了政府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反应能力。当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任何企业将不能独善其身。总之，唯有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国家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因此，该指标特别注重对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的评估。
4、指标四：卫生和基础教育
卫生条件对国家竞争力和生产力至关重要。国民健康状况不佳将会提高商务运营成本，不健康的员工通常会工作效率低下。评估国家医疗服务方面的投资水平，对经济的综合发展非常关键。
除了卫生指标，该指标还考虑了国民接受基础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基础教育能够提高每个劳动者的绩效，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劳动者通常只能进行简单的工作，很难适应先进的生产流程和技术，更不能进行有效的创新。换句话说，基础教育缺失将制约商业发展，因为员工很难通过生产更复杂、价值密集型的产品来帮助企业获取高收益。
5、指标五：高等教育和培训
对于想从价值链低端提升到价值链高端的经济体来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和培训至关重要。特别是，当今经济全球化要求各个国家大幅提升高素质劳动者的比例，这些劳动者能够胜任较为复杂的工作，并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先进生产系统的需要。本指标一部分指标衡量的是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教育质量。此外，因为职业培训也十分重要，为了确保劳动者技能能够不断提升，本指标还包含了衡量员工培训子指标。
6、指标六：商品市场效率
有效的市场效率包括两方面，一是能够为顾客提供合适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能够确保这些产品和服务有效地在市场中流通。其中，良性的市场竞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要求政府少干预商业活动，以实现良好的商品交换环境。因此，畸高的税收制度、对待FDI的歧视性规定都会破坏市场竞争公平性。
商品市场效率也取决于一国的需求状况：基于文化或历史原因，某些国家的顾客或许比其他国家的顾客要求更高，这样反而会驱使企业更富有创新性，更注重以顾客为导向，从而更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
7、指标七：劳动力市场效率
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性对于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并为他们在工作中提供最佳激励机制非常重要。只有当一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时，才能实现劳动力的低成本流动、薪酬区间合理而富有弹性。因此，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是造成阿拉伯国家青年较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一些欧洲国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障碍依然存在，导致了当地较高的青年失业率。
高效的劳动力市场还必须确保在职场上有适度的激励机制以及女性受到公平对待，这些因素对吸引人才有积极的影响。
8、指标八：金融市场发展
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了完善和健全的金融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高效的金融部门可以实现本国及外国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高收益的回报来源于金融部门能将资源配置到合适的创业项目或进行风险投资，而不是一味地与政府项目捆绑在一起。因此，全面而适当的风险评估是健全金融市场的关键因素。
企业投资对国家生产力而言也不可或缺。高度发达的经济体需要成熟的金融市场，这样的金融市场可以实现多渠道融资：比如通过银行、证券交易、风险投资以及其他金融产品等方式。金融市场必须值得信赖并进行适当的监管，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经济体中投资者和所有参与者的利益。
9、指标九：技术
在全球化的今天，技术对于企业的竞争和发展越来越重要。技术指标衡量的是经济体利用现有技术提高其产业生产力的敏捷程度，特别强调充分利用ICT（信息和通讯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的能力，因此ICT的可用性是评估整体技术指标的关键。
此外，该指标的子指标还评估某国是否可以获得先进的产品及其设计图纸继而加以吸收和利用的能力。在来自于外国的技术中，FDI（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起到重要的角色，因此也是本指标的考核对象。
10、指标十：市场规模
设置该指标是因为大规模的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是有疆界的，而在全球化时代疆界的边界已趋于无形。实证结论表明，贸易的开放程度通常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有积极正相关的影响作用，对小国来说更是这样。因此，在衡量市场规模时，我们将国内和国外市场都包括在内，还采用出口量等子指标。
11、指标十一：商业环境完备性
毫无疑问，成熟的商业规则有利于商品和服务的高效率产出。商业环境完备性包括两个密切联系的因素：国家商业网络的质量和私营企业运营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因素对于那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国家而言更为重要。本指标中，国家商业网络和支撑产业的质量通过当地的供应商的数量和质量、供应商间的交互程度来衡量。
私营企业运营水平（包括品牌、营销、配送、生产流程以及产品生产）越高，其国家整体的商业模式越成熟;当地理距离较近的企业和供应商联系在一起时会形成集群，集群的效率和创新能力较之单个企业更高，相关子指标对私营企业运营水平和集群进行了评价。
12、指标十二：创新
尽管制度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宏观经济稳定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都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所有这些因素带来的收益都会逐步递减。而从长远来看，技术创新才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电力应用直到最近的数字革命无一不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本指标重点关注技术创新。
虽然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应用已有技术或改进现有技术以提高生产力（通过指标九反映），但对于发展已经进入瓶颈阶段的发达国家而言，这已经不足以提升生产力。发达国家必须设计和开发先进的产品和流程以维持相对竞争优势，这需要一个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环境，还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共同支持。诸多指标，比如R&D投入、高质量科研机构的数量、产学研合作程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都可以用来衡量技术创新的水平。
十二项指标的各项子指标设置请参照附表二[1]。
（二）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的排名情况简介
《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共覆盖了全球144个经济体，其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在全球进行的相关调查。中国竞争力排名比去年上升一位，位列全球竞争力排名第28，中国香港竞争力排名第7名，居于前十名。附表一显示了今年GCI的前三十位国家排名，这里给出前十名国家的简单介绍。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仍然由西方发达经济体和部分亚洲四小龙国家主导。瑞士连续六年保持第一，新加坡今年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中排名第二。总体而言，前几名的排名一直相当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美国取得了很大进步，排名提升至第三，此外日本上升两名排名第六。
瑞士今年再次位居GCI排名首位。世界一流的学术机构、高水平的研发支出、出色的产学研合作能力，使瑞士具有顶尖的创新力;处于价值链最高端的商业模式、出色的教育体系、充足的在职培训机会进一步提升了瑞士的生产力;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极有效率和透明的公共机构、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更加巩固了其竞争力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当欧洲许多国家经济环境出现波动时，瑞士的宏观经济环境仍非常稳定。瑞士竞争优势的潜在威胁可能是，要想保持其出色创新能力，企业和研究机构寻找其优秀人才变得越来越困难。自2012年以来，在工程师和科学家数量指标上，瑞士已经从第14位下跌到第24位。
新加坡连续四年排名第2位。排名榜首的商品市场效率、居全球第2位的劳动力市场效率、成熟的金融市场、令人称道的法律和行政架构、国际领先的基础设施（道路、港口和航空运输等设施）、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财政管理能力都是新加坡繁荣的关键;仅次于芬兰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成熟的私人经济体系，使其越来越具有创新能力。相比较来说，尽管新加坡的私营机构成熟度和创新能力已经不错，但这两项还有改进的空间。
美国排名连续两年上升，重新回到第3名的位置。这得益于其众多指标的改善，包括法律和行政架构、商业环境完备性、创新、劳动力市场和市场规模——美国到目前为止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这些都让美国非常具有竞争力。美国在特定领域的一些弱点仍有待解决。比如公众信任度较弱，政府官员徇私舞弊、政府支出浪费等方面有待改善。此外，宏观经济环境疲软依然是该国最薄弱的一环。
芬兰较之去年下降1位排名第4。这种下降主要是受到宏观经济环境轻微恶化的影响。尽管如此，该国仍拥有运转良好、高度透明的公共机构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芬兰商品市场的运作状况也很好;公共和私人机构的R&D投入极高;其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世界排名居第一位的创新能力。但是芬兰的劳动力市场持续僵化，尤其是在薪酬定价的灵活性方面（下滑至第143位），这是该国最有问题的因素之一。
德国今年下降了1名排名第5。总体而言，德国很好的应对了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其较高的商业成熟度和创新的生态系统有助于该国实现高水平的研发创新。德国企业的R&D投入较高，高校、研究实验室和产业界密切合作共同支撑创新，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出色的在职培训都是其竞争优势不可小觑的方面。不过，该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更完善的移民方法和鼓励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确保该国人才供应至关重要的要素。此外，继续努力改善其财政状况是减少德国高额公共债务的关键。
日本总体排名第6位，上升了3位，在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提升最大。一流的商业环境完备性和出色的创新能力使日本享有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持续增强的R&D投入、出色的顶尖人才、世界一流的研发机构，都使得日本企业保持在价值链的最高端运转，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然而，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表现受到严峻宏观经济环境的拖累，过去五年该国的预算赤字一直徘徊在GDP百分之十左右，是世界上该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和解雇工人的灵活性太差，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指标的评分也比较低。
香港特别行政区自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前十名，今年仍保持其第7的位置。由于其高效、守信、稳定的经济体系，香港在金融市场的发展方面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如同新加坡一样，香港完善的基础设施、动态高效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为其出色的整体排名做出贡献。为了提高其竞争力，香港必须继续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其研究机构的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指标仍然是两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荷兰今年仍然排在第8位，体现了其稳定的竞争力水平。总体而言，出色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强大的技术能力和良好的创新能力，使荷兰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商业环境。此外，高效的法律和行政架构、一流的基础设施、开放的商品市场，都构成了荷兰的竞争优势。但是，劳动力市场持续僵化对荷兰的出色表现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阻碍;此外，房地产泡沫使得该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疲软，从而导致信贷的获得更加困难。
英国攀升1位排名第9。英国持续的从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水平的财政体系中获益。出色的ICT、巨大而成熟的市场、优越的创新能力，都使英国继续保持竞争力。然而，英国仍应继续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和银行体系，很难取得贷款仍然是在该国开展商务最棘手的问题。
瑞典今年下降4位排名第10。总体而言，该国具有高效透明完善的法律和行政架构、优良的基础设施、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该国在近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保持了3A级水平。更重要的是，瑞典的教育和培训体系质量很高，能够为创新导向型经济提供人才。
从长远看来，该国应该解决劳动力市场监管问题和高税率制度产生的市场扭曲，这两项因素被认为是在该国开展业务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优势和劣势
（一）总体情况概述
中国排名第28位，较之前一年提升了一名。中国在金砖四国经济体中继续大幅领先，排在俄罗斯（第53位）、南非（第56位）、巴西（第57位）和印度（第71位）之前。
2014-2015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依然良好（第10位）：通货膨胀率低于3%、预算赤字不断降低、公共债务只占GDP的22.4%（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总储蓄率占GDP的 50%[2]，这可能需要重构经济体系，即从投资型转向消费型国家。此外，得益于几十年来中国大规模的持续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情况良好（第21位）。
中国的GCI大多数指标都有小涨幅，这有助于为企业创新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生态环境：高等教育和培训（第65位，上升5位）;商业环境完备性（第43位，上升2位）;技术（第83位，上升2位），但技术排名仍非常靠后。金融领域（第54位）得分很低，主要是因为中国银行业体系相对脆弱，大量中小企业获得贷款仍然十分困难。商场运作（第56位，上升5位）虽有所提升，但是投资规则中的各种限制措施、准入壁垒较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创新力虽然有所上升（第32位），但并不是一个创新强国。
相比较来说，中国的法律和行政架构指标变化较小，尽管政府效率逐步提升（第31位），但是腐败（第66位）、安全问题（第68位，上升7位）、会计和审计（第80位，上升2位）、政府透明度（第43位），削弱了其法律和行政架构指标总体的得分。
《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总体来说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但绝不是自满的时候。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基地，制造业岗位正逐渐流失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必须创造高附加值的岗位以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
近三年来中国GCI综合指标排名及2014-2015年12项指标的排名情况请参见表1（近三年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及得分表），2014-2015年中国GCI具体子指标排名及得分情况请参见附表二（中国GCI指数的具体子指标情况）。
表1 近三年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及得分表
全球竞争力报告将全球144个经济体分为处于三个发展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划分标准为人均GDP[3]和矿产品出口比重（仅限于要素驱动阶段），十二项指标所占权重根据经济体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差异。根据该报告，目前我国处于第二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第2阶段）
全球经济论坛的竞争力评比还涉及商业活动重大障碍因素的分析。其获取方法是：在问卷调查中，要求企业家根据开展商业活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按照严重程度选择其中的5项并排序。图2表明了被调查者认为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严重程度分别是融资渠道、腐败、税收制度、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低效的政府、通货膨胀、政策不稳定性、税率、创新能力不足、限制性的劳动规则、外汇管制、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政府不稳定性、劳动力市场工作道德不良、犯罪和偷窃以及公共卫生差，参见图2。
图2 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按严重性从大到小排列）
图3 中国的相对竞争优势（相对于亚洲各国）
在与亚洲各国的比较中，中国的相对全球竞争优势体现的最好的是市场规模（Market size，指标十）、宏观经济环境（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指标三）和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指标二）;体现一般的是创新（Innovation，指标十二）、卫生和基础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指标四）、高等教育和培训（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指标五）、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指标七）、金融市场发展（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指标八）、技术（Technological readiness，指标九）、法律和行政架构（Institutions，指标一）、商业环境完备性（Business sophistication，指标十一）;表现最差的是商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指标六），参见图3所示。
（二）反映优劣势的主要指标分析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评比中，明确标示出属于我国竞争优势的指标共计28个，即排名在第28位之前的指标（参见附表二）。其中，位于前10名的有9个，依次为：国外市场规模、通货膨胀、艾滋病的影响（排名都是第1），国内市场规模、GDP、航空运力的市场份额（排名都是第2），基础教育入学率（第4），国民储蓄总额（第5）、政府对先进技术产品的获得（第10）;居于前20位的优势指标是：农业政策（11）、风险投资（13）、疟疾的影响（15）、聘用与解雇（15）、薪酬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15）、铁路设施（17）、卖家需求多样性（18）、政府法规的繁琐程度（19）;另外的居于前28位的优势指标是：贷款的便利性（21）、政府决策的关注点（22）、政府负债（22）、企业在R&D上的投入（23）、政府花销的浪费程度（24）、当地供应商数量（24）、国家信用评级（25）、集群发展状况（25）、政客的公信力（26）、限制对于FDI的影响（26）、国家吸引人才的能力（27）。
总括说来，我国市场规模（特别是国外市场规模）处于无与伦比的禀赋优势，应当充分有效利用;宏观环境稳定、通货膨胀控制较好、流行性疾病的影响较弱是我国已保有多年的优势，但当前正面临压力与考验，需要政府着力把握适应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方向与力度，避免竞争力的继续下落并争取向好;基础建设和基础教育的优势正在积累之中，特别是在当前已得到社会和政府广泛关注的有利情况下，有望取得进步。
同优势相比，我国的竞争力劣势指标也比较多，排名在倒数54位（第90以后）之中的指标有11个，其中排名在第 100位之后的就有9个。特别是商品市场效率方面的表现最差[4]，该项下共有16个指标，其中5项都排在第100位开外，最差的子项是开始新业务的程序数量，落到了整个排名表的倒数第10位（第135）位。结合实际情况看，商品市场效率的确是我国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领域，仅就评比所反映的情况而言，除了开始新业务的程序数量之外，总税率（131）、进口占GDP的比重（130）、开始营业需要的时间（116）、贸易关税（115）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技术领域也是重点，技术的整体排名在所有十二项指标中最低（83），其子指标——网络带宽（120）、最新技术的可用性（97）排名都比较靠后;最后，员工遣散费用（120）、出口占GDP的比重（109）、移动电话普及率（108）、肺结核的发生率（96）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三、《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的竞争力在全球名列第28位，比上年提升一位。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虽未进入世界最前列，但总体靠前，而且仍在继续稳步提升之中。在全部被统计的144个经济体中，我国已进入前20%的阵列。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和科技发展，培育创业和创新环境，逐步将我国的标签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已取得很大成绩。中国PCT专利申请数不断上升，目前已居世界第34位，知识产权保护列世界第53位，表明在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领域进入世界中上等水平。随着我国经济、金融、资本与技术的发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创新步伐显而易见。尽管美国仍在制造最为先进的电子芯片，但世界上计算最为快速的超级计算机已归中国名下。基础设施改善明显，尽管我国发展高铁的时间才仅仅十年，但中国的高铁里程已达世界第一，铁路设施总体指标上升至第17位，从中发展的原创技术也已进入世界最强之列;航空运力的市场份额更是高居世界第2位。
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对创新体制建设、人才培养、资源投放等方面予以高度重视，在宏观领域给予了空前保障。在科技和教育界，我国不断改革创新体制，革除弊端。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不断增加R&D的投入，目前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已上升至第23位，成为我国的相对竞争优势。随着国际教育与交流的提升，出国留学与学成归来人数正日趋平衡，去年海归人数已首超出国人数，我国已进入大规模收获国际交流成果的时节，国家对人才的吸引能力不断提升（第27位）。
不过，中国名列前20%，而非10%，既令人遗憾，也表明了增长空间。一个历史悠久的人口大国，为何国家竞争力尚不能进入世界顶级水平，值得深思。从上述《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排行榜来看，前三名分别为瑞士、新加坡和美国，与我国地理和文化接近的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赫然在目，更值得研究。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评价指标包括制度环境、创新能力、市场规模、金融市场状况、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等;无独有偶，2014年7月18日发布的《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的评价指标也包括了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商业和市场的成熟度以及人力技能的相关指标[5]，这两种评价体系下前十名国家有八个国家（或地区）是吻合的[6]。应当看出，创新能力以及竞争力水平并不是虚无的概念，它们与国家的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商业成熟度、人力资本等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方面有了显著进步，在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领域也有了快速成长，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新兴发展国家，我国在金砖国家中已经遥遥领先。但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时间尚短，各方面现存的问题还十分普遍。我国的市场规模按人均比例仍然偏小，教育水平地区差异严重，义务教育长期没有得到全面落实，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仍然很低（第85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突飞猛进，但管理水准依然有限;尽管我国的科技进步明显，但拥有的世界顶级科技创新仍然寥若晨星;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虽有长足进步，但仍没有得到世界公认。因此，知识产权建设、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国家竞争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关系，政府在布置知识产权工作时应当将知识产权政策置于宏观的经济、科技、司法、文化等多重背景下考量，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国情与现实状况而空谈知识产权工作。
中国的经济、科技、金融还远未成熟，在过去我国曾长期依靠规模效应、粗放发展以及政策保护，在未来更需精致培育、依靠法制与深度开放。在看到中国进步的同时，我们更应重视存在的不足。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深化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表征着我国深刻内省并将再出发。涉及到全球竞争力的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若干需要抓紧改进的问题，其中一方面是政府体制改革和自身建设，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和司法独立性;另一方面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和建设，包括提高企业董事会的效能、保护小股东利益、严格财务的审计标准和报告标准、强化商业道德、完善银行和金融服务体系。一个志在改革的中国必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继续攀登全球竞争力高峰。
（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姜南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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